我和杜宇伟——“杜长官”是供电公司的同事。我喊他“长官”，是因为2003年夏天，我们成了同学，一起上专升本的函授班，他是我的班长。

同窗三年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见面，闲聊之中，我根据只言片语拼凑出他在资助陕西的贫困生，而且感觉不止一个，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，各个“层级”都有。但具体情况，他比较低调，没有多说，我没多问。

接下来几年，我隐约听说“杜长官”带动了不少同事、亲朋好友加入到爱心助学中去，“杜长官”和他夫人帮忙联络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。而我也在2013年，“落”入了他们的爱心助学“网”中。

“佶江，你愿意接手吗？”201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，我接到“杜长官”的电话，问我愿不愿意资助陕西汉中的贫困男生范超2000块用于复读，并给了我范超的汇款方式。

几分钟的通话里，我其实还不太清楚范超的情况，但我相信“杜长官”，只是提了一个要求：我要亲自和范超通个电话。

当天下午，在“杜长官”的牵线下，陕西的电话来了。范超告诉我，他高考发挥失常，没考上理想的大学，虽然家境贫寒，多读一年高中，就是一年的负担，但他觉得如果去上了不理想的学校，将来人生发展空间受限。

十七八岁的“毛头小伙子”不仅看到了高考这“一步”，还考虑到往后“十步”，我觉得很难得，而且高考是他目前最好的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很快，2000块钱汇去了陕西。

后来，我从“杜长官”那了解到，范超从小父母双亡，和奶奶相依为命，考上县高中后，因为家庭负担不起就没敢告诉家里。不得已，他向当地县团委写了一封求助信，最后辗转获得“杜长官”他们助学团队高中三年的资助。

高考发挥失利后，范超觉得对不起资助人，与常州方面切断了联系。好在，“杜长官”夫人设法联系到了范超的同班同学，拜托他去找范超。同学找到范超时，范超正在工地上搬砖，想“靠自己”攒复读费。同学转告他，赶紧联系下常州方面，“都急坏了”。

最后，在“杜长官”和他夫人的不断劝说和鼓励之下，范超终于放下“心结”，放弃“搬砖”，愿意接受复读费资助。于是，“杜长官”给我打了那个电话。

从这些事里，我感觉到这个孩子很自强，自尊心也强，还有点“倔”。资助他以后，不想给他压力，而且我感觉他自己很有规划，就没有再联系他。

再一次和范超联系，是第二年夏天，高考成绩出炉，范超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，电话向我报喜。

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，我爱人对此还有点意见，我告诉她说，男人之间的互动，无需多言。

我觉得每个孩子性格不同，需求也不同，因材施“助”帮到他们最重要。

资助了范超以后，我还“资助”了一个女孩，更准确地说，只是“助”，因为她说“不要钱”，只寄过一次课外书、一次英语词典。

由于母亲是家庭妇女，父亲是矿工，都不懂学习上的事，上了初中以后，她需要的是在学业上有人指指方向。当时也是“杜长官”找到了我，牵线结对帮助她。

与范超不同，女孩比较外向，而且或许是因为她和我儿子同龄，沟通起来更亲切，我们之间的互动比较多。

中考填志愿、高中文理选科、英语学习指导、任课老师换了怎么适应、高考志愿填报等，我都会帮她出出主意、指指路。她考了哪个高中、上了什么大学等等，都会跟我报喜。节假日，我们也会互相问候、关心。

刚开始她没有手机，就用父母的两个手机跟我发短信。后来有了手机号、微信号，都在第一时间告知了我。现在她马上要上大二了，我们还保持着联系。

再后来，我听“杜长官”说，范超被延安大学录取、考上了陕西省委组织部选调生、成为陕西基层公务员……今年10月份，他要结婚了！

虽然我们只通过两次电话，但知道他不负所望，不负自己的梦想，一步一步，生活与他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，我为他感到高兴，也很庆幸自己当年答应当了这个“接盘侠”。

更值得高兴的是，2019年，单位同事资助的一个孩子上了大学后来常州实习，和那位同事见了面。“杜长官”很欣慰，叫了一大桌人吃饭，都是参与助学的同事们。我到了发现，原来单位有这么多人被“杜长官”给“网罗”了，而且这张爱心助学“网”正越织越大……（文中范超系化名）

口述 / 王佶江

整理/ 徐 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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