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原为顺河人民公社卓圩大队第六生产队，南距卓圩街两公里。过去那里全是风刮沙土跑、涝地不立苗的盐碱地，每年粮食产量非常低下，小麦长有尺把高，栽山芋只长藤蔓不结果，农民生活年年靠吃国家救济粮过日子，是远近闻名的“穷六队”。

1972年夏天，我从部队请假回来探望患病的母亲，家中连一顶蚊帐都没有，整夜与蚊子作斗争。各家生活仍旧是缺米、缺面、缺油，平常人家连0、53元一斤的猪肉都买不起。本庄有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已成年的孩子，家中仅有一床旧棉被。春节前，党和政府救济他家一床棉被、两条棉裤，开春后就拆开做成衣服了，因为没有裤子穿不能参加劳动，无法挣工分。当时，六队每个劳动日每天挣工分“5”分，年终分配时，每“10”分工得0、21元，这样的收益如何解决个人成长需求与家庭的困难问题呢。因为贫穷，大小伙子娶不到媳妇，小大姐则远嫁他乡。“穷六队”路在何方，大家都在思索着，期盼着怎样才能消除穷困面貌走向致富道路呢。

时任宿迁县水电局购销员的曹宝岩同志，耳闻目睹老家贫穷落后的生活困境，积极宣传电力效能和用电常识，经与队委班子和党员们商议，一致认为只有通上“电”才能拔掉穷根，一是用电打水扩展水稻面积，增加粮食产量；二是用电兴办工业、副业和手工艺项目，有效增加农民收入；三是普及照明设施，改善居住条件，才能丰富精神文化和娱乐生活，凝聚起社员群众听党话、跟党走的自觉性，由此奠定通“电”致富的目标。

1973年国家水电部提出，保护群众办电的积极性，小水电建设实行谁建、谁管、归谁所有的政策后，六队抢抓国家电力发展的机遇，积极实施“通电”工程。曹宝岩同志协调购进电线、线杆等设备，生产队向大队、公社和供电部门申请架电，办理通电手续。在县水电局大力支持下进行线路勘察，从卓圩街的变压器拓线向南延伸、经过五队农田进入六队，并派出专门人员进行现场指导、安装与调试。全队劳力不计报酬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运电杆、拉电线与挖坑、填土分工有序，大家干的热火朝天，一心为了实现通“电”的心愿。

“穷六队”通“电”了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真是特大新闻。那时候，仍有许多偏远乡镇还未通上“电”讷。通“电”那天，六队人们喜气洋洋、奔走相告。令人兴奋的时刻到了，当队场上亮起电灯时，全队人们聚集在一起谈笑聊天，外号”张大炮”的伯父张克进高兴地说：“想当年，俺们宿迁县1959年才用上电，那还是用宿迁玻璃厂450千瓦柴油机发电的。我那时上街，用旱烟袋贴着电灯泡吸烟，怎么也吸不着，气得我一下子把灯泡敲碎了”，惹得大家满场欢笑。

通“电”带来了光明和希望，六队聘请南京农机厂“下放”工人李先锋指导，办起了五金“小工厂”，用马口铁的边角料、废钢筋和粗铅条，生产拖拉机上的零配件，如油标尺、水箱浮子等。由于本队人做工认真负责，讲究质量，加之产品价格便宜，很受各家农机公司及用户欢迎。“小工厂”获益后，捐资架设了动力电，建了水泵房，扩种水稻面积近百亩，有效提高粮食产量；兴建了两层上下10间的队屋楼，楼上有办公室、广播室和会议室，楼下为工厂车间及仓库；优先购买一台22吋大彩电，每天晚上，附近的男女老少们搬着大小板凳前来队场上观看电视，那清晰的彩色画面、高亢有力的声音和激动人心的故事，真好比看电影一样。当我家购买一台12吋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“北京牌”彩电时，已位列全队电视机第23 名了。

为实现降氟改水目标，保障全组村民健康饮水，通过请县“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”立项，在队屋院内打了一口120米的深水井，打井和通往村庄的管道费用全由集体经济支付，当清澈的深井水免费流进农户家中时，全组老幼都喜笑颜开。已担任卓圩村党支部副书记、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我，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，特地写了一篇“卓圩村六组村民用上自来水”的新闻材料，发表在当时的“宿迁报”上。

因为通了“电”，原六队先后办起了木材加工厂、拉丝厂、元钉厂、织布厂等。队里的机米房吸引附近的新化、罗桥、油坊和陆集乡的农户前来机米、机面、推煎饼，本队社员家庭机米、磨面全部免费。通“电”后干群一心，齐奔致富路，粮食产量逐年递增，工分单价也年年提高，到我76年退伍返乡时，每“10”分工已涨到0、56元。由于收益分配增长迅速，全队建瓦房、盖楼房的户越来越多，家用电器添置也愈来愈普遍，四邻八乡的人们看见“穷六队”鹤立鸡群、天翻地覆的变化都羡慕不已，啧啧称赞“电”的功绩。

“电”是动力之源、“电”是幸福之泉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跟党走，众志成城建家园，积极贯彻勤俭建国、艰苦奋斗精神，不断提升保护环境、节约用电意识，认真做好安全用电工作，争做节能降碳的宣传员和践行者，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幸福、创造电“靓”美好新生活而努力奋斗。